“公益慈善组织没有权也没有钱，是靠别人捐款，所以信任是其立足的根本，也可以说是社会信任的最后防线。所以在公益慈善领域，不论是捐赠方还是公益机构，一定要把信任放在第一位，且不可在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下让公益慈善公信力继续走低。”在11月6日举办的第二届中欧校友公益年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联合国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徐永光如是说。
徐永光指出，企业是第一次分配的主要创造者，是第二次分配的源头，贡献是多方位的。三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前企业面临严重的困难，稳住生产和就业，和员工共度时艰，让劳动者有收入有饭碗，是当下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也是最大的公益。企业家要有自己的定力，应该是先做好企业家，再做慈善家，不可本末倒置。
徐永光认为，第三次分配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共同富裕的助力，是在国家政策支持引导下的民间自愿行为。
“第三次分配的性质是自愿捐赠，要让自愿和透明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铁律，成为慈善捐赠文化的自觉。”徐永光表示，慈善组织应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做得不好的就应该让其出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构建不走弯路。
会上，徐永光提到在第三次分配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善款善用，提升第三次分配效率；投资理财，做大第三次分配本金。
“第三次分配显然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最忌讳把捐赠变成搬运工，从别人或者自己的口袋里面掏钱装到穷人的口袋里。”徐永光认为，对于弱势群体要搞清楚他们造成困境的原因，如果是机会不均等，或者生存条件特别艰难，就应当和他们一起来改善生存发展条件；如果是自身能力缺乏，则需要进行赋能。
此外，在如何做大第三次分配本金方面，由于目前超过2000亿元的慈善基金会总资产主要存放在银行，没有从事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投资理财，导致整个慈善资产的年收益率不足2%，慈善资产不断缩水。
基于此，徐永光还呼吁进行制度改革，认为好的慈善税收优惠制度不仅可以吸引和留住慈善资产，壮大慈善资本，推动第三次分配，还能助力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徐永光以福特基金会举例。30多年前，福特基金会的资产是80亿美元，至今他们支出120亿美元用于公益慈善活动。现在他们的账上还有140多亿美元，这就是有效的资产投资收益和税收优惠支持下面才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