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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生态需要改变，这是行业共识；公益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公益生态系统的最大痛点；公益生态的改变，谁来担责？除了政府之外，我们往往盯着有资源的公益大户，包括基金会、慈善总会和公司捐赠人。这些都没错。特别是有钱、有权（公募权）的公益组织在做大自己的同时，应同时考虑为行业成长、为公益生态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

改变公益生态，草根组织该当何责？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话题，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以此来描述我国公益生态现状不一定恰当，姑妄用之。说实话，在中国公益版图中，有几个真正的“饱汉”，基金会、慈善总会多半也在忙于“谋食”，主动从碗里分一杯羹出来的并不多。服务于社区第一线的草根公益组织资源少，不能直接募捐，属于“饿汉”之列。

改变公益生态，对于草根组织来说，需求最强，受益最大，动力最足，穷则思变，成为变革推手，天经地义，理所应当。草根公益是民间慈善的“人间烟火”，代表正宗，努力获取资源，争得自己的主体地位，不仅名正言顺，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些草根公益领导人面对困难怨天尤人，以为改变公益生态首先是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的责任，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这种观念必须纠正。

草根NGO改变公益生态，早在130多年前美国就发生了。全球联合之路诞生于1887年的丹佛市，是由草根组织自下而上推动发展起来的联合劝募模式——与公司志愿者合作动员捐款、老板配捐、分配给当地草根组织用于社会服务。

在美国休斯顿联合之路负责筹款工作十几年的华人朋友李允晨女士，2005年应邀在“中华慈善大会”上发言，她认为，联合之路就是草根慈善组织的联合慈善总会，所以直接翻译为“联合慈善总会”。她说：“休斯顿联合慈善总会每年募款6千万到7千万美元。总会的功能是为下属的70家社会服务机构统一募款、考核评估服务效绩、分配捐款，提供培训、协调活动等，不承办具体服务项目。联合慈善总会年度捐款总额中88% 的基金，经过严格的考核论证后，按服务项目被分配到总会下属的70个服务单位，包括各类服务老人、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妇女、以及救灾服务等机构”。

联合之路百年来一直雄踞全球最大的公共慈善机构之列，已经在4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拥有近1800个网络会员机构，年筹资额达50亿美金。联合之路的全球会员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其办事处在上海，为境外NGO登记注册。

我研究联合之路20多年，深信中国草根组织与公募基金会、地方慈善总会合作，创造中国特色的联合劝募模式，基本上没有法律、制度障碍，具备市场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而且已有不少成功模式，上海联劝基金会从成立起就定位联合劝募。改变公益生态，可为空间很大，所缺的，只是公益组织自我突破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新冠疫情后，大家都很关注草根组织的生存发展问题。《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第三部门”疫后求生的报道（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指“14%社会组织生存堪忧，面临倒闭”。文中介绍的一家深圳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却找到了逆势突破的机会。这个机构是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服务的，在父母上班时，给孩子们上绘本、音乐、戏剧课（附一句点赞，儿童艺术教育是孕育诺贝尔奖天才的好公益，投资今天，收获未来）。

受疫情影响，绿色蔷薇和很多中小社会组织一样几个月没有收入，难以为继，机构面临关门的风险。创始人丁丽不愿“等死”，发出一封《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的筹款信。没想到，筹款竟然“出了圈”——原打算像往年一样筹10万元项目资金，结果10天后，竟然筹到了56万元。不仅够2年的开销，还激发了丁丽扩大机构服务规模的“野心”。丁丽过去主要向基金会申请资助，这次面临基金会“断供”，一封面向公众的筹款信却让她绝路逢生，发现了慈善资源的“新大陆”——“众多方式中公众筹款的效果是最快的”。

这是一个草根组织改变公益生态的案例，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在困境中求生，突破以往资源获取的路径依赖，借助公募平台，用一封筹款信打开了社会动员、公众参与的通道。

从影响力看，这家机构过去10万元资助款，也许只是来自一家或几家基金会；现在几十万元捐款，来自成千上万的捐款人。而捐款人中，有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有企业老板、有富家太太，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一家公益组织，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NGO，唯有赢得个人捐赠支持，才能赢得市场，赢得未来。因为素不相识的自然人给公益项目捐款，他们只认项目好，捐得值，捐得开心。捐款人体验好了，还会口口相传，影响更多的人。这种取民心的慈善资源获取路线，比“傍大款、吃大户”更有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对此，我有切身感受。当年希望工程就是从动员个人捐款、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开始的。一天，来了可口可乐中国区董事长陈奇伟，带来大笔捐款。我问：为什么想到公司来捐款？他说：社会上这么多人支持希望工程，公司不捐款，就脱离群众了。

最近，《社会创新家》报道中国好公益平台，记者问我：好公益产品规模化中最大的困难和瓶颈是什么？我回答：是好公益品牌创立人和品牌机构的“野心”不够大。我记得马蔚华说过“公益人要有‘狼性’”。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公益创新家必须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矢志不渝的社会使命感，永无止境的创新冲动。有了这种品质，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  

“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方树功就是这样的人，他原来是航天工程师，一次偶然机会到养老院陪伴老人，让他感悟到，“用生命陪伴生命”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值得放弃原来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去做。几年前，十方缘志愿者每年可以陪伴4000位临终老人。方树功说，中国每年有4000万临终老人，陪伴这些老人，十方缘需要一万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要做规模化，于是与中国好公益平台结缘，走上了快车道。几年内服务规模已经增长了几十倍，他没有满足，因为离4000万的目标还很远。自觉觉他，爱洒天下，这就是方树功的“野心”。

上月，中国公益界失去了商玉生先生。商老师是当代中国公益创新发展的元老级、功勋级人物，是中国公益行业自律制度建设第一人，他的专业追求、责任担当和道德感召力，令几代公益人高山仰止。商老师为公益“立德，立功，立言”，按照儒家传统标准，堪称“完人”。我送给他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笃行公益大道其修远兮鞠躬尽瘁不止步

德惠无量一完人寄托公民社会未竟理想死而后已有来者

我们八、九十年代开始做公益的一代人，多半是体制里出来的、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来做公益，大家都很抱团，都想为改变中国、改变世界做点事。这种情怀，也许和我们都经历过“文革”苦难有关系，改革开放让我们进入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这一代人做公益的剩不了几个了。

当今时代，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发展的条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更加复杂，面临的挑战更多，中国公益，要靠一批有“野心”的中生代、新生代来挑重担。

“野心”是抱负——胸怀天下，是担当——脚踏实地，是格局——不做小圈子，是敢担风险——社会要允许试错。凡是公益抱团的活动，我都愿意站台，随叫随到。